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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保存古代书籍最多的国家，从“轴心时代”先哲的精妙言论到后世蔚为壮观的四部撰述，其知识及信息含量如汪洋大海，瓢舀不尽。这份文化遗产可资文明因革损益，是先人给予的重要馈赠。

老师王运熙先生在文章和访谈中曾几次吐露，自己服膺《礼记·中庸》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直把它当作治学的座右铭。这句话是《中庸》对学者修身成德提出的功夫要求，广博、审慎、慎重、明确、诚笃五词，放于学、问、思、辨、行之前，既提升了修习的难度，此句之后，又用五个“弗错”（不放弃），进一步提出：学习了没能通晓、提问后没能明白、思考了没有答案、辨别了不够明晰，行动了不够踏实，都不能就此放弃，必须坚持到底。儒家这种严格的修身要求，仍能对当下各类研习进阶起到指导、规范、激励作用。

个人想要享用这份馈赠，不妨关注浩瀚典籍中可视为经典的部分。按经史子集严加挑选，有十三经，前四史、《资治通鉴》，诸子百家，《诗经》《楚辞》《文选》及历代名作等。上述经典内容看似有限，要想全面掌握并非易事。

比如诗在西周是被配上乐调、用于各种礼仪活动的，春秋时期犹有延续，乐工一面自己创作乐歌，一面也采用现成徒歌。春秋时，合乐之诗还多用于行人外交，行人提取片段诗语，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利用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表达各种政治诉求。孔子对诗三百加以编订后，仍基于使用需求说诗，当然他还给《诗》加了“思无邪”的总断语。孟子可能看到断章取义式的说诗，缺乏稳定性，便提出不可拘泥于字句，当“以意逆志”，从全篇大意探讨作者的意图。不过孟子未能对此做出全面的示范。之后的毛氏《传》、郑玄《笺》，则有“以志（此志关联政治和教化）逆意”替代“以意逆志”的倾向。至北宋欧阳修直言“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旨在恢复《诗》吟咏性情的面目，他的《诗本义》纠正了诸篇《传》《笺》牵强附会的说法。自其发轫后，《诗》学便开出“舍《传》求经”的宋学一派。明人以阳明心学解诗颇有可观。清人治《诗经》侧重训诂和名物考证，也有折衷汉宋，自出新意的硕果。可见，每代学人都会带着不同的问题意识，不遗余力地对经典加以阐释，这是典籍日繁、文脉延绵的一大内因吧。除了学者必须皓首穷经、维系文脉外，一般人读《诗》可多关注“五四”至今的重要著述，比如程俊英的白话译本，既博采古今诸家治《诗》之长，又大胆跳出儒家的框框，以今体民歌翻译，可谓别开生面。

典籍在流传中损毁散佚在所难免。中国最早成系统的文本，是写在竹简、木简、帛书上的，这类在纸发明前相对轻便、却不宜保存的书写材质，如今大多已湮灭。我们读到的五经、诸子百家等著作，最初也是书写于竹帛上的，这些早期经典，能不断适应书写载体的变更，历数千年传承至今，其间必然得到无数访书、抄书、校书、刻书、辑书、藏书人的佑护，典型事例便有孔子编订六经、西汉刘向父子校理秘府藏书等，而孔子、刘向、刘歆校订的成果及本人的著述，也同样得到后世同道的整理和保护。令人欣慰的是，代际之间这种无声的接力，在当下正由馆藏者、研究者、出版者形成合力，加以延续，所有的努力也将继续丰富这份馈赠。

（作者奚彤云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