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短期来看，要认可消费贡献率提高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面积极效果。长期来看，要提高投资贡献率水平，要格外注意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扩张的持久性，也要格外注意消费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联动关系。

根据2023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尤其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2.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的贡献达53.9%，有效发挥出优化供给结构作用。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容构成方面，相对于净出口，消费和投资是国内需求的两大组成部分，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内循环的两大经济活动类型。从实现机制上讲，消费是通过需求扩张带动的生产规模扩张，投资则是通过产能提高实现的生产规模扩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才能够实现消费增长。相对而言，投资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可控性，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预期决定投资规模，政府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状况自主选择投资规模。特别是在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困难时，政府启动的公共投资以及对企业投资预期的引导，就变得非常重要。从经济增长持续性角度来看，消费和投资作为驱动经济增长国内需求的两个“轮子”，彼此之间应当保持协调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实现的国民经济增长，才符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要求。

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内循环

要想辨析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到底孰优孰劣，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实践中GDP统计时生产法和支出法的核算思路，进而了解消费贡献和投资贡献所代表的现实意义。一般而言，生产法是最常使用的核算方法，它是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实现增值的部分进行加总而得。这种方法可以从供给侧角度了解各行业产能利用情况，发现究竟是哪类生产要素带来了更多的增加值。支出法是对国民经济生产成果最终使用去向的计算加总，包含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个组成部分。这种方法可以从需求侧角度了解生产成果的销售去向，有利于从宏观上确定并引导未来国民经济的投资品和消费品、出口品和内销品的比例关系。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成果完成的交易总量中，有近80%是被国内居民消化的最终消费品，这是我国近年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政策的成果体现，初步形成了以消费主导的内循环格局。

消费拉动与投资拉动辨析

是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对国民经济高质量运行更好呢？在笔者看来，一国经济增长到底应该由什么力量拉动，是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形态，消费对国家经济增长一直稳定在60%以上的水平，这和发达国家服务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关。通常来说，一国进入服务经济阶段后将出现三个变化特点：一是因服务业效率提升缓慢，个人收入水平虽然已经很高但上升速度却会非常缓慢；二是因为制造业比例已经很低，而国内基础设施规模和质量已经高度完善，所以国家没有大规模投资的空间余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减低；三是因商务成本提高导致制造生产能力不断外移，国家对货物进口依赖度迅速提高，加之服务贸易规模小于制造业货物贸易，净出口贸易逆差将成为常态。此时，维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剩下最终消费。要保证消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就必须确保居民消费能力的稳定。那么，居民的收入从哪里来呢？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就是消费金融创新，这就是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通过掌控国际分工获得更多的增加值与收入溢出，以及使用本国强势货币向全世界征收通胀税等，也是维持本国消费稳定与扩张的常用方法。

对于制造经济为主的国家，实体经济的投资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投资可以实现资本总量规模的扩张，物化资本增加可以带来技术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投资还具有调结构、促转型的作用，尤其是对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可以有效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的这两大效果也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另外，投资也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机器设备等生产成果的一种消费，它可以和最终消费一样驱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服务经济为主的发达国家。但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仅是短期的数值大小，更在于投资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以及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升级。

从我国上半年的实际情况看，5.5%的增速传递出中国经济宏观面基本稳健的信号。短期来看，要认可消费贡献率提高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面积极效果，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消费扩张无疑是支撑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重要动力。长期来看，要努力拓宽居民收入渠道，在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和增长的前提下，提高投资贡献率水平，要格外注意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扩张的持久性，也要格外注意消费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联动关系。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面的支持，加快恢复实体经济的投资热情，改变投资贡献率偏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