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基于各国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和教训、挫折与成就的人类历史发展道路探索之集大成过程，是多元的并不断进步的。

西方现代化始于文艺复兴时期，高擎打破神权和思想解放的旗帜一路高歌猛进，并伴随工业革命和全球殖民，推动西方经验和西方话语的全球普及。从此，历史转变为世界史。

进入20世纪，现代化的探索出现过两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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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欧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普遍萧条，苏俄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呈欣欣向荣之势。列宁提出的“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苏俄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唯一正统”地位的一次挑战。

另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试图用西方经验为世界历史提供某种统一性。亨廷顿还给现代化过程总结过所谓的几个基本特征，即革命性、复杂性、系统性、全球性、长期性、阶段性、趋同性、不可逆性、进步性。

二战以来，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理解和阐释，其基本内涵有两条：一个是指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另一个是指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概括地说，“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的复合过程，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交互进行的复合过程，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其底色是“发展主义”和“加速主义”，试图将繁荣、安全和机会三项原则结合起来，并尝试“用科技发展的钥匙开启隐藏的社会财富源泉之门”。

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源于物质的短缺或者说对于“富国裕民”的追求，从而引发对资本逻辑的追捧，那么生产力不断进步后带来的发展困境，包括高度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使得现代化研究导向逐渐从“财富形成的秘密”转向“财富带来的困境”，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遇重大挑战。

20世纪60年代后，以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开始充斥着整个世界，在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

其实，西方现代化的危机以及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还有反智主义、后物质主义、部落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要破解种种危机，需要打破资本逻辑、走向社会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方向必定是朝向社会主义的，或者说是以社会为中心的。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莉 刘馨）

栏目主编：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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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冯莉 刘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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