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有两项政策将对未来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一，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表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
其二，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中国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很重要的一次政策修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项政策的叠加，是这个国家伟大进步的机遇。
15年后，我国的人口结构将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是一个5亿人要养活9亿人的状态。我认为，未来15年，是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期。而影响中国崛起的核心因素就在于两点：其一，人口结构;其二，国家创新。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在这个时刻选择创办优客工场，致力于服务中国的创业与创新企业。
未来15年是中国最后人口红利期
我国政府公布了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在过去1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了7000多万，达到13.4亿人。但是我国生育率却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1.5以下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30%，在不远的未来，我国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实际上在过去20年，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20世纪90年代我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的新生人口，到了21世纪，每年新生人口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现在是1.8亿-1.9亿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再加上儿童和残疾人有将近5亿被抚养人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处在9亿人养活5亿人的状态中，今天是中国劳动力和中国创造力最好的时代。可是，再过15年，到2030年天平就会逆转，变成一个大约5亿人养活9亿人的国家。我们还有未来15年最后一点点人口红利、人才结构的优势，去找中国真正的创新发展道路。
再过15年，基本上是一个5亿人要养活9亿人的状态，怎么解释?
1966年-1973年，是中国人口生育高峰期，一共出生将近5亿人。意味着到2033年，这5亿人都会变成60岁以上的人口，全部退出工作岗位，再加上2亿的被抚养人口，也就是7亿人被7亿人抚养，这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人口学里抚养比1：1的时代。加上人口的贡献率问题，则会进入一个5亿人要养活9亿人的时代。
抚养比1：1的时代有很多国家都已经经历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意大利都经过这样的阶段，我们临近的日本在1992年步入这样的状态。日本有一个失去的20年，到今天也无法重新启动经济的蓬勃发展。
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会迎来非常可怕、压力很大的时代，就是在2030年前后。今天，我们正好在45、46岁，15年后，我们就都60岁了。这时候大约是7亿人在养活7亿人，养活人的这7亿人，恐怕还要乘70%的系数，也就是其实只有70%的有效贡献率，还有30%的无效贡献率。因为，在中国有许多无法享受正常教育或属于贫困边缘的儿童以及青少年，这些人在15年之后是很难形成正向的社会贡献力。这就从人口结构上决定了，未来15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期。如果我们不抓住这有着人口红利的最后15年，则可能重蹈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意大利、日本的覆辙。
中国崛起在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墨西哥智利的人均GDP早已超过12000美元。截止2011年世界银行的归类,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036-12476美元之间，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经济学家认为的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从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高等收入国家之列。而未来15年则是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决战期。一旦成功，则中国真的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实现了鸦片战争近两百年以来的强国梦，实现了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国家创新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那么从日本与韩国的例子可以看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在于抓住历史机遇期，实现国家体制与经济变革的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过去的10年，是我们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阶段，也是中国的劳动力和人才的高峰阶段。比较可惜的是事实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创造力高峰的人口结构下错失了引领世界不论是科技还是文化的机会，由于社会变革的滞后，制度设计的落后，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在人口创造力高峰的时代抓住世界领先的钥匙，使得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结构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型，一直在谈如何摆脱房地产或者资源垄断行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而我们今天还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创新变革机会?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不多了，我们还有未来15年的机会。我们如何能够利用我们的人才和人口的结构优势，人口红利的最后15年机会，能够真正找到中国创新发展的道路，则我们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大国的崛起。
在知识经济的年代，旺盛的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去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口结构，但是我们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口的创新能力。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中国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人太多了，这句话每个人都听过，“我们就是人太多了，上不了学，看不了病，马路拥挤，资源稀缺都是因为人太多了”。无论是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还是党中央都已经否定了这个观点。但实际上，人口多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年龄的人口多，什么素质的人口多，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老年人口占主导的社会，人口多真的成问题，而创造力旺盛的年轻人多，社会是非常有希望和活力的。
我们再看日本的社会老化现象非常多，包括啃老和就业岗位的衰减，包括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创造性行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使得今天的日本从世界竞争力的第一位掉到世界竞争力的二十位左右。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日本在陷入老龄化社会时的经济增长结构远远强于15年以后的中国，那么我们怎么办?我跟吴敬琏先生几年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十大行业，投资拉动中国的前十大行业里几乎找不到科技，科技对投资的吸引非常匮乏。
因此，当现在国家大力鼓励“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时候，纵然我也有着些许担忧，但是我仍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次史无前例的创业创新大潮里，创办了优客工场。创业半年以来，我切身感受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释放着前所未有的活力。优客工场以“全要素孵化”的创业服务业和“共享经济”为发展方向，致力于“让创业简单，让生命精彩”，我非常期待着从优客工场诞生未来的华为、阿里，成为走向世界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承载着中国崛起的使命，承载着未来15年中国经济变革的方向，也是国家创新的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