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羊下崽摆酒，出狱办个“冲喜”酒，考不上大学也要来次“升学”宴……2013年，重庆大巴山区“国贫县”城口县庙坝镇共操办各类酒席1063次，收送礼金6300余万元，而全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才9300万元。(网易新闻，11月4日)
中国人讲究人情，讲究礼尚往来，特别是在基层农村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猪下崽办酒席，人满整十办酒席，出狱办个“冲喜”酒，考不上大学也要来次“升学”宴，这些已经不是新闻，成为发生在广大农村的真实事。
注重人情、人际往来无可厚非，但是很多情况下，这种交往已经走了样、变了味。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办酒席随礼金额越来越高，与群众收入严重不协调。“我们家去年一年收入才2万多元，光送礼就送了近3万元。”重庆市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村民李习琼谈到“送礼”很无奈地说。收入两万，随礼三万，这并不是夸张，多出的一万只能是邻里借、亲戚借，在农村，这种“人情债”成了一股“不正之风”。
在这个新闻报道的贫困县一名镇退休干部杨应禄留着厚厚两本“送礼清单”：2001年送出827元礼金，2008年达到2.1万元;2012年更是高达8.45万元，送礼206次。乡镇干部何以背负如此沉重“人情债”?当然最直接因素就是面子惹的祸，在农村讲究面子，随礼的多少直接和关系、面子挂钩。
中国向来是个熟人社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大、人际交往信息化网络化等，以往维持熟人之间的亲情、血缘纽带越来越弱，办酒席送礼成为人情往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导致人情异化，礼金在人际往来唱了“重头戏”。
当前，重庆城口县、巫溪县等不少地方都已开始着手治理基层“人情债”。城口县专门出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婚丧简办，其它事宜一律不准操办，不准收受亲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礼金或贵重礼品。笔者认为，只有严明纪律，健全制度，方能在源头上刹住这场酒桌前的“歪风”。
作者：小丁锦
